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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毅红:国有企业融资性贸易的司法认定与责任边界
发布:2026-11-22 11:43:04 作者:田毅红  
田毅红  北京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
       国有企业以买卖合同的外观向他人提供资金,是近年来国资监管与司法裁判共同面对的难题。这类交易在账面上表现为购销,在实质上是资金融通;在监管口径上已被明确禁止,在民事裁判中却仍要经过《民法典》的规范分析,才能确定合同是否有效、责任由谁承担、承担到什么程度。围绕这一主题,本文依次讨论四个层次的问题:交易如何定性,合同是否有效,无效之后责任如何分配,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会跨入刑事领域。
       贯穿四个层次的方法论只有一句:穿透而不越界,谦抑而不放纵。穿透,是指不被合同的名称与文本束缚,始终追问交易的真实内容;不越界,是指穿透之后仍要回到各自的规范依据,不拿监管口径替代民事规则,也不拿民事无效替代刑事构成要件。

一、问题的提出与监管背景

(一)融资性贸易是事实类型,而非独立案由

      融资性贸易不是一个独立的案由。它是对一类事实的描述:交易各方以买卖合同的外观,行资金融通之实。当事人起诉时通常写的是买卖合同纠纷,法院立案的案由也是买卖,但争议的真正对象是资金。
      法官的任务因此不是给交易贴一个标签,而是穿透外观,回答两个前后相继的问题:第一,买卖的外观成立不成立;第二,被外观所隐藏的融资关系成立不成立、有效不有效。这两个问题分别对应《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的前后两句话,不能合并处理,也不能以一个问题的答案代替另一个。
      明确这一点,可以避免两种常见的方向性错误:一是不做穿透,仅凭合同名称、发票、货权凭证等形式要件就认定买卖成立;二是穿透之后不再判断,只要贴上“融资性贸易”的标签,就径直按无效借贷处理。

(二)审判实践中失之简单化的三种做法

     从审判实践看,处理这类案件时的简单化倾向大致有三种。其一,把国企参与的交易一概认定为有效买卖,以国企身份和合同形式完备替代交易真实性审查。这种做法的逻辑前提是“国企不会做虚假贸易”,但恰恰相反,国企的资金成本优势与信用优势,正是它被选作交易通道的原因;身份本身不能证明货物真的流转过。其二,贴上“融资性贸易”标签即一概认定为无效借贷,跳过了对隐藏行为效力的独立判断。第一百四十六条只解决外观无效,隐藏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这意味着还必须另行找到具体的无效依据,不能以“名为买卖实为借贷”一语带过。其三,把国资监管的禁止性规定直接拿来作为合同无效的依据,混同了“违规”与“无效”的规范层次。这种论证看似有力,实际上把内部管理规范当成了《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意义上的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很容易在上诉审中被推翻。

(三)国资监管:从从严限制到全面禁止

      监管态度的演变脉络是清晰的,且呈现出逐步收紧、直至全面禁止的趋势。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加强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严禁开展融资性贸易和“空转”“走单”等虚假贸易业务。这是从债务风险管控角度作出的限制性要求。《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第七条,将所属子企业违反规定开展融资性贸易、“空转”“走单”、循环等虚假贸易业务,列为集团管控方面的责任追究情形。这一条解决的是经营投资责任的追究,指向的是企业内部管理与负责人责任。二〇二四年施行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二十三条进一步规定,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等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者严重不良后果的,视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的处分。至此,监管对融资性贸易的处理,已经由业务限制上升为对管理人员个人的处分责任。但监管的禁止与民事的无效是两个层面。第一百五十三条的强制性规定有规范层级要求,国资委的规范性文件属于内部管理性规定,它可以决定国企人员是否被处分、是否被追责,却不能直接决定合同在当事人之间有效还是无效。民事裁判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国资监管解决的是国企治理与勤勉尽责问题。把“违规”等同于“无效”,是规范层次的混同;把“无效”反过来当成“违规”的证明,同样不成立。

二、民事认定的第一步:以第一百四十六条穿透买卖外观

(一)条文与商业常理检验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审查的第一步,是判断买卖合同是否构成通谋的虚假意思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于判断依据:不是合同文本,而是商业常理。合同文本由当事人自己制作,形式越完备,越可能经过精心设计;真正可靠的是交易在商业上是否说得通。
      具体检验可以落在四个要点上:其一,货物是否真实流转,还是仅有单据空转;其二,价格是否符合市场逻辑,有无明显的低卖高买;其三,价差是否固定在融资成本的量级,即收益与货物价格波动无关,只与占用资金的时间和金额有关;其四,交易链条是否闭合,资金是否形成闭环,从一方流出、经过数方、又回到起点。
      四点之中,最能说明性质的是收益结构。真实贸易商关心货物与价差,承担价格风险;通道方只关心固定的通道费,不关心货物,也不承担价格风险。当一方在整条链条上唯一的收益就是一笔与货物无关的固定回报时,它在交易中的角色就已经不是买方或卖方,而是资金通道。
     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74号案即采此路径。该案中几家公司形成封闭式循环买卖,货物没有实际流转、资金流向闭环,并出现低卖高买、固定价差等违反商业常理的安排,法院据此认定名为买卖、实为企业间借贷。裁判并没有停留在合同文本,而是从货物、价格、价差与资金四个维度还原了交易的真实结构。

(二)国企身份不能替代交易真实性审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某铜业公司诉某电缆厂、某置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该案的交易结构是:仓单在几方之间划转形成闭环,从头到尾没有实际交货;国企并未追求货物与价差,只是利用自己的信用和资金在交易链条里走了一道,收取固定回报。
     裁判路径分为三层:首先适用第一百四十六条否定买卖合同的外观;其次进一步查明,隐藏的资金往来实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转贷,该隐藏的借贷关系亦被认定无效;最后认定无过错的抵押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三层判断各有依据,逐层推进,没有以外观否定代替效力判断,也没有以效力否定代替责任分配。
     由此可见,国企提供信用与资金通道,恰恰是融资性贸易的典型结构,而不是交易真实性的担保。把国企的参与当作交易真实的证据,等于把需要证明的对象当成了证明的前提。

三、民事认定的第二步:隐藏融资关系的效力判断

    穿透外观只是第一步。外观被否定之后,隐藏的融资关系并不会自动无效,其效力必须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另行判断。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与第一百五十七条,各自负责一段,不能相互替代。
                                                                                  表1 隐藏融资关系效力判断的四个条文

条 文 规范内容与适用
第一百四十六条 虚假意思表示(买卖外观)本身无效;被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另行判断。
第一百五十三条 隐藏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如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转贷。
第一百五十四条 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而无效,如各方串通套取国企资金、损害国家利益。
第一百五十七条 无效的法律后果:返还财产、折价补偿,并按各自过错承担赔偿责任。
 
       这张表的意义在于确立判断顺序。第一百四十六条只处理外观,它把隐藏行为的效力问题留给下一步;第一百五十三条与第一百五十四条是两条并列的无效路径,前者指向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后者指向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第一百五十七条则处理无效的后果。顺序颠倒或层次跳跃,都会导致论证断裂。
       以“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转贷”为例,其无效依据不是“融资性贸易违规”,而是转贷行为违反了相应的强制性规定。以“各方串通套取国企资金、损害国家利益”为例,其无效依据是第一百五十四条的恶意串通,而不是国资委的禁令。援引哪一条,就必须把那一条的构成事实查清、写透。
      由此产生一条裁判警示:笼统以“融资性贸易违反监管规定”认定合同无效,论证上是站不住的,此类判决在上诉后很容易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稳妥的写法是,先否定外观,再逐项列明隐藏行为所违反的具体规范及其层级,最后落到第一百五十七条的后果分配上。

四、责任分配:让责任跟着过错和获利走

       合同被认定无效,争议并未结束。第一百五十七条要求返还财产、折价补偿,并按各自过错承担赔偿责任。融资性贸易的链条上通常有三类主体,它们的地位、过错与获利各不相同,责任也应当各归其位。

(一)实际用资人

       真正取得并使用资金的一方,承担返还本金及相应资金占用费的责任。这一点在实践中没有争议——无论外观被如何表述,资金的实际占有与使用关系是确定责任的基础。

(二)通道方

     通道方不是借款人,不能按借贷关系直接承担还款责任。这是主体定位问题,不能因为它在合同上签了字、开了票,就把它当作借款人。
但如果通道方明知是融资性贸易,仍提供国企信用与资金通道并收取通道费,对损失有过错的,则应在借款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一定比例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里的三项要件缺一不可:明知、提供信用与资金通道并收费、对损失有过错。补充赔偿责任的比例,不是固定的,而要综合考量通道方的明知程度、在交易中的促成作用以及获利多少。
    (2021)沪02民终9083号案即体现了这一思路。该案通道方明知是融资性贸易,仍提供国企信用、资金通道并收取通道费,法院判令其在借款人不能清偿部分的百分之四十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百分之四十这一比例的形成,正是上述三项因素综合衡量的结果。
     另需注意,通道费作为从事无效行为的对价,应当返还。通道方不能一方面主张自己不是借款人、不承担还款责任,另一方面又保留基于无效交易取得的收益。

(三)担保人

      担保人的责任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十七条处理: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责任;有过错的,其责任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这一条的关键变量是过错。担保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主合同实为借贷、是否为交易的形成提供了帮助、是否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往往成为庭审攻防的焦点。前述上海高院典型案例中“无过错的抵押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与这一思路是一致的:担保责任的成立,不以担保合同上的签字为充分条件,还要独立审查过错。

五、程序保障与证据要点

(一)程序上:把全链条查清

       当事人往往只起诉链条上的一环,或只起诉与自己有直接合同关系的一方,但案件事实需要把整个交易链条查清。仅审查其中一段,很容易得出“这是一笔正常买卖”的结论,因为闭环结构在单段上看与真实贸易并无区别。
      因此,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必要时追加实际用资人、其他通道方参加诉讼,避免在断裂的事实上作出裁判。释明与追加当事人不是程序上的额外负担,而是查明事实的必要条件:不把链条接起来,就无法判断资金是否闭环、货物是否真实流转。

(二)证据上:客观流转优于书面形式

       这类案件的证据权重,应当明确地倾向于客观流转痕迹。银行流水比合同文本重要,因为资金的实际走向不会因文本表述而改变;货物流转凭证比发票重要,因为发票只证明开票行为,不证明货物移动;各方之间的沟通记录比事后的陈述重要,因为交易当时的往来最能反映真实意图。
这一排序并不意味着书面合同没有意义。合同仍然是判断外观是否成立的材料,也是确定当事人主张范围的依据;它的问题在于,在融资性贸易中,合同恰恰是最容易被精心制作的部分,因而证明力最弱。

(三)对代理律师的建议:把功夫下在两张图上

       办理此类案件,建议把主要精力放在两张图上:一张资金流向图,一张货物流转图。两张图画出来,资金从谁手里出、经过谁、回到谁手里,货物有没有动、单据传了几次,案件的真相基本就出来了。
作图的过程本身也是梳理证据的过程。图上每一段箭头,都应当能对应到具体的银行流水或货权凭证;对不上的环节,就是需要补强或需要向对方发问的环节。这比在庭审中泛泛论述“交易不具有商业合理性”要有力得多。

六、国企刑事风险的边界

       民事合同无效,不等于刑事犯罪;国资监管的处分,不等于刑事责任。民事、行政、刑事三条线各有构成要件与证明标准,既不能互相替代,也不能互相豁免。这是讨论刑事风险时必须先确立的前提。

(一)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与失职罪

     《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构成要件是:国有公司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徇私舞弊的,从重处罚。
     (2020)苏0623刑初362号案,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认定:国有控股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明知各级国资委明文禁止融资性贸易,仍以签订虚假买卖合同的方式违规拆借资金二千三百零四万余元,造成一千五百三十八万余元国有资产不能收回,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2017)浙01刑终584号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国企负责人商定以“融资性贸易”模式经营,通过虚假的贸易合同掩盖资金出借,责任人同样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两案的定罪根据,不是“开展了融资性贸易”这一事实本身,而是明知违规仍然决策推动、绕过风控程序、造成重大损失这一系列行为。换言之,融资性贸易是行为背景,不是构成要件;真正被评价的是决策行为、程序违反与损失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
      反过来说,业务人员已尽审查义务、被精心设计的虚假贸易所骗的,要仔细审查其究竟违反了什么职责、违反到什么程度。滥用职权是积极越权,失职是消极不负责,两者的证明方向并不相同:前者要证明越权和推动,后者要证明应当履行且能够履行而未尽。把两者混为一谈,容易把被害方的经办人员当成犯罪人。

(二)渎职背后的利益输送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3刑终120号张允刚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展示了渎职与受贿交织的典型形态。该案中,国企经理明知国务院国资委明令禁止融资性贸易,在收到上级禁令文件后仍不停止续存业务,继续以虚假购销合同开展融资性贸易,并收受交易对方财物共计一百三十五万元,最终以受贿罪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由此可以总结一条办案规律:虚假贸易能够在一个国企内部畅通无阻,往往不是制度失灵,而是有人拿了好处。看到不合常理的决策——例如禁令已经下达仍然续做、风控明确反对仍然放行——就要多问一句:决策背后有没有利益输送。辩护上则要注意,渎职与受贿应当分别评价。受贿事实成立,不当然推定滥用职权也成立;滥用职权罪所要求的损失结果与因果关系,仍然需要独立证明。两罪并罚不等于两罪的证据可以互相借用。

(三)两类伴生风险:挪用公款与虚开发票

      除渎职与受贿之外,融资性贸易还常伴生两类罪名。一是挪用公款罪。《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中,融资性贸易的本质是把国企资金拆借出去,如果属于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就可能触碰该条。关键争点是“归个人使用”的认定:经过单位集体决策的贸易安排,与负责人个人拍板的资金输送,两条路通向完全不同的结论。决策程序在这里不只是量刑情节,而是罪与非罪的分界。二是虚开发票类犯罪。《刑法》第二百零五条针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行为。空转走单的贸易链条里往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不能因为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就一律认定虚开。仍要回到构成要件:审查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骗取税款的目的、客观上有无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单纯为构造贸易流水的对开、环开,与以骗税为目的的虚开,定性上应当区分。这不意味着开票没有风险——行政责任与发票管理上的后果依然存在——而是说罪与非罪不能跳过构成要件。两类罪名的共同方法论是:民事无效只是事实认定的起点,刑事归责必须逐条回到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把“合同无效”直接翻译成“构成犯罪”,是方法论上的跳跃。

(四)角色辨析:加害方与被害方

       办理涉国企融资性贸易案件,还要先辨方向,再定责任。国企在这类交易中可能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位置。作为加害一方,国企因内部人员的渎职与腐败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违规决策开展虚假贸易、收受贿赂为资金拆借开路、个人挪用公款,国企成为利益输送的源头。此时追诉对象在内部。作为被害一方,国企因信用被冒用、被嵌套进他人设计的交易结构,沦为犯罪的工具和受害者。此时追诉对象在外部。办案时这个方向不能搞反:把被害的国企当作犯罪主体,或者把内部的渎职当作外部诈骗,都会导致定性错误。
       (2019)闽刑终247号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白黎峰合同诈骗案中,犯罪分子设计虚假的柴油贸易流程、伪造提货手续,骗取国有石化企业财物八千零九十一万余元,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该案说明,融资性贸易的结构本身,也可能成为诈骗犯罪的工具。
因此,办案的第一步不是判断“是否属于融资性贸易”,而是判断国有资产究竟是流失了还是被骗走了。前者指向内部人员的渎职、受贿与挪用,后者指向外部犯罪人的诈骗。这一判断决定了追诉对象、证据方向与罪名选择。

七、结语:穿透而不越界,谦抑而不放纵

      把上述讨论收拢,可以归纳为四点。监管上,要看到从从严限制到全面禁止的态度转变,理解监管收紧的现实背景;但司法上不能让监管文件替代《民法典》的规范分析。监管有效性不依赖民事无效来实现,民事裁判也不应借监管之名省去论证。认定上,要穿透外观,用商业常理检验交易真实性;穿透之后,还要给隐藏关系一个独立的效力判断。两步都做完,结论才有依据;只做一步,结论就是标签。责任上,要区分实际用资人、通道方和担保人,让责任跟着过错和获利走。谁是借款人、谁收了通道费、谁有过错,决定了责任的有无与比例,而不是合同上签名的位置。刑事上,要守住构成要件底线:民事无效不推出刑事犯罪,监管处分不推出刑事责任;但渎职、受贿、挪用、虚开的真实风险,一个也不能放过。谦抑不等于放纵,穿透也不等于越界。司法的分寸,正在这两句话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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